想明白这一层，那秦婉儿感觉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说道：“确实是这样，我们跟怡和预定了很多物资，包括棉花、柴油、汽油、橡胶和废铁，都是上海这边急缺的，已经付了定钱，只等怡和那边在香港交货。”

张昉...

张昉话音刚落，唐明没接茬，只把酒杯搁在桌沿上，指节轻轻叩了两下，目光却越过他肩膀，落在窗边那台老式留声机上——铜喇叭泛着哑光，唱针正懒洋洋地滑过一张《夜来香》的唱片，沙沙的底噪里，李香兰的嗓子像一缕浸了薄荷糖水的烟，缠着人往旧时光里坠。

大囡囡忽然从唐明膝上滑下来，小手攥着半块苏打饼干，踮脚去够窗台边一只青瓷小碗。碗里浮着几片干桂花，底下沉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银角子，是前年端午唐明带她去城隍庙时，从卖香的老太太那儿讨来的“压祟钱”。她指尖刚碰到碗沿，唐明便伸手将她拎回怀里，顺手把那枚银角子捞出来，用拇指肚蹭了蹭上面的浮灰，又塞进她手心：“囡囡，银子凉，别含嘴里。”

大囡囡咯咯笑起来，把银角子贴在自己脸颊上，冰得一缩脖子，却舍不得松手。

张昉看着这一幕，喉结微动。他忽然想起自己兜里那叠尚未拆封的四百万大洋存单——不是纸币，是上海中央信托局1935年发行的“关金券”兑换凭证，背面盖着三枚鲜红印章：一枚是伪满洲国交通部的骑缝章，一枚是香港汇丰银行南洋分行的验讫戳，第三枚最细小，藏在右下角暗纹里，是墨绿色的“华润商行”篆体印。这三枚章，像三把锁，锁着一条看不见的线：从东北沦陷区的林场木材，到香港中环的搪瓷厂订单，再到南洋华侨商会的米粮配额……而这条线，此刻正被唐明无意识摩挲的银角子轻轻压着一角。

他端起酒杯，麦酒已微温，气泡散尽，只剩一点涩味在舌尖打转。“阿明，”他声音放得很低，几乎被留声机里渐弱的尾音吞掉，“你刚才说，‘东方号’第一次航程是去大连港。”

唐明抬眼，睫毛在吊灯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对。八月十七日启航，九月三日靠泊。船上有三十吨西药、十二台德国产柴油发电机，还有……”他顿了顿，拇指无意识划过大囡囡手腕内侧一道浅淡的旧疤，“……三百二十套学生制服布料。”

张昉没接话。他盯着唐明那只手——骨节粗大，指腹有厚茧，虎口处还嵌着一点洗不净的靛蓝色油渍，像一滴凝固的海。

“你跑过大连线？”他问。

“跑过七趟。”唐明把大囡囡往怀里拢了拢，让她枕着自己左肩，“第一趟是替英商怡和运煤，第二趟帮沪上绸庄运生丝，第三次……”他忽然笑了，“第三次是送一批‘铁皮盒子’，外头刷着‘上海永安百货’的字样，里头装的全是擦枪油、火药引信和六百支驳壳枪的撞针。码头上查得紧，我让船员把货箱钉死在锅炉房夹层里，等汽笛响第三遍才撬开——那时大连港还没建防波堤，浪打上来，整条船都在抖，像只发疟疾的狗。”

张昉慢慢放下酒杯。杯底与玻璃桌面相碰，发出清越一声“叮”。

“那后来呢？”

“后来？”唐明望向窗外。霓虹灯在维多利亚港水面碎成一片晃动的红绿金箔，“后来日本人炸了旅顺口，英国人扣了三艘挂旗船，我那艘‘海燕号’停在锚地，整整四十六天没动地方。船员饿得啃木头，老鼠都比人胖。最后是靠大连那边悄悄派小舢板，半夜摸过来，用咸鱼换我们的柴油……”他忽然转回头，直视张昉眼睛，“张，你朋友真想做海运？”

张昉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伸手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折得方正的硬卡纸——不是名片，是张泛黄的船票存根，1937年5月21日，上海十六铺码头至香港九龙仓，头等舱，票价二十八元七角。票面右下角，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丙寅年四月廿三，雨，载棉纱二百包，棉籽油十五桶，另附匣子三只，内装物见清单乙。”

唐明的目光钉在那行字上，瞳孔骤然收缩。

张昉不动声色地收回船票，指尖在票面边缘轻轻一捻，纸角立刻卷起一道细微的弧度。“我那位朋友，”他声音轻得像在讲一个秘密，“手里有三份货单。一份是哈尔滨道里区‘同记五金’的镀锌铁皮订单；一份是青岛胶澳商会托运的五十箱罐头牛肉；第三份……”他停顿两秒，目光扫过大囡囡颈后那颗小小的褐色胎记，“……是天津意租界‘德华医院’采购的五百支盘尼西林，分装在十八个恒温木箱里。”

唐明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忽然抬手，将大囡囡额前一缕碎发别到耳后，动作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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