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渐深，冷得刺骨。

天阴沉沉的，风从西北方向灌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街上的行人裹着厚棉衣，缩着脖子，急匆匆地赶路，谁也不愿意在街上多待一秒。

牛市口那栋三层楼的工地上，电钻...

车子缓缓减速，停在了那家卡拉OK店斜对面的树荫下。霓虹灯牌滋滋作响，红光一闪一灭，映得柳絮半边脸颊泛着微光。她侧过脸来，睫毛在光影里轻轻颤动：“帆哥，要不……进去坐坐？就五分钟，我还没听过你唱歌呢。”

陈航握着方向盘的手指顿了顿。不是没进过这种地方——九二年夏天，他跟徐海涛在春熙路一家录像厅门口蹲过整晚，就为等《阿郎的故事》重映；九三年初，他陪闷墩儿在玉林小区唱过一次《大海》，跑调跑得连隔壁炒饭摊老板都探头笑骂。可那会儿是兄弟间松快，是烟火气里的喘息。如今坐在副驾的是柳絮，穿着白衬衫、马尾高束、指甲剪得圆润干净的柳絮，刚帮他清点完三百串郡肝、核对了十七张收银单、把一沓湿漉漉的零钱数了三遍才放心放进保险柜的柳絮。

他没立刻回答，只把空调风向调高了些，让凉风拂过她额前细汗。

“他会不会唱《千言万语》？”柳絮忽然问，声音轻得像怕惊扰车窗外浮动的栀子香。

陈航怔了一下。这歌他当然会。上辈子在青羊宫BP机店后巷的夜市摊，周静雪第一次挽他胳膊时，录音机里正放这首歌。那时她穿米白连衣裙，发梢沾着啤酒沫，踮脚在他耳边说：“杨帆，你以后要是开餐馆，我就给你当第一个客人。”后来她嫁给了魏国强，而他再没在人前唱过一句。

“嗓子哑。”他扯了个理由，踩下油门，“走吧，送他回去。”

车子重新启动，柳絮没再提唱歌的事，只把下巴搁在手背上，静静望着窗外流泻的灯火。车行至华西坝地铁口，她忽然开口：“帆哥，他记得徐姐吗？”

陈航握着方向盘的手骤然一紧，指节泛白。

“徐姐”——这个称呼像一枚生锈的钥匙，猝不及防捅进他心口最深的锁孔。上辈子没人这么叫徐海涛。同事喊她“徐主管”，客户称她“徐经理”，连周静雪都当面笑称“涛姐”。唯有他，在钢管厂车间昏黄灯泡下递水壶时，总带着三分憨气唤一声：“徐姐，歇会儿。”

“记得。”他嗓音有些干，“咋了？”

“前天我去盐市口店，碰见她了。”柳絮转过头，眼睛亮得惊人，“她带个娃，在店里吃串串。孩子大概一岁多，穿蓝背带裤，手里攥着半截毛肚，吃得满嘴油光。”

陈航猛地一脚刹车，桑塔纳在街沿划出半道浅痕。车轮停稳时，他喉结上下滚动，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柳絮却像没察觉他的失态，自顾自往下说：“她头发剪短了，齐耳，衬得脖子特别细。付钱时我看见她手腕内侧有颗小痣——就在脉搏那儿，绿豆大，淡褐色。她扫码的时候，我故意多看了两眼。”

陈航的呼吸沉下去，沉到肺腑最底层。那颗痣他当然记得。上辈子徐海涛剖鱼时被刀片划破手腕，血珠沁出来，他递创可贴，她笑着抹掉血说：“喏，你看，痣都染红了。”后来离婚那天，她卷着铺盖离开出租屋，手腕上那颗痣在晨光里像一粒将熄的炭火。

“她……跟谁来的？”他听见自己问，声音沙哑得陌生。

“就她一个人。”柳絮歪着头，“娃睡着了，她用围巾裹着抱在怀里。我看她扫码付钱——用的微信，头像是一只柴犬。昵称叫‘海螺’。”

海螺。陈航闭了闭眼。上辈子徐海涛养过一只流浪柴犬，取名“海螺”，因为狗耳朵卷曲如螺。后来拆迁搬进新小区，物业不让养狗，她抱着狗在楼道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就把狗送去了温江的动物收容所。走时狗爪子扒着铁门缝，呜呜咽咽，她转身就走，没回头。

原来这一世，海螺还活着。

“她……过得好不好？”他终于问出口，指尖无意识掐进方向盘皮革缝隙里。

柳絮沉默了几秒，忽然伸手点了点自己左眼下方：“她这里，有细纹了。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弯得特别软。我给她打包时多塞了两串郡肝，她愣了一下，然后掏出糖纸包的水果糖给我——橘子味的，糖纸还是手折的千纸鹤。”

陈航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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