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尔德的话音落下之后，李寻没有立刻回应。

他站在大皇宫东侧的临时办公室里，手里还握着那瓶喝了一半的水。

奥黛丽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对讲机，脸上的笑容还没完全收回去。

“boss？...

巴黎的夜在零点之后开始显出它真正的质地。

不是塞纳河上浮动的灯光，也不是左岸街角未熄的橱窗，而是花神二楼那扇玻璃门被推开时，带进来的那一丝湿冷空气里混着的梧桐枯枝与石板路霜气的味道。李寻站在楼梯口，没有立刻上去，而是望着楼下——克洛德还坐在吧台边，气泡水杯沿凝着细小的水珠，他正用指尖轻轻叩击杯壁，像在数秒，又像在等什么人迟迟未至。

吕克刚从七楼下来，手里捏着半张被揉皱的便签纸，纸角还沾着一点干掉的红酒渍。他抬头看见李寻，脚步一顿，随即笑了：“Rhine，你站在那儿，像一尊刚被运到卢浮宫门口的大理石雕像。”

“雕像不会打喷嚏。”李寻说，声音低而稳，却带着一种刚从长途飞行中沉淀下来的沙哑。

吕克扬了扬眉：“哦？所以是卡尔传染的？还是刘茜茜那边的纽约空气太干？”

李寻没答，只是解下围巾，搭在臂弯里，灰色羊绒垂落如一道静默的溪流。他往楼上走，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在木质楼梯老旧的承重节点上，发出轻微而确定的“吱呀”声，仿佛这整座百年建筑都在应和他归来。

七楼比刚才更安静了。

莱奥妮不在第一张桌——她已收起校样，只留下一枚银质书签斜插在摊开的《费尔巴哈论》扉页间；灰西装老先生的皮面笔记本合上了，钢笔被仔细旋紧，搁在杯沿，杯中凉茶表面浮着一层极薄的膜；第七张桌空着，烟灰缸干干净净，连一丝灰烬的余味都未曾留下。

只有第三张桌亮着一盏琥珀色台灯，光晕温柔地罩住卡尔、葛晨毓与吕克三人。桌上醒酒器里的玛歌已沉入深红，瓶底残留最后一寸酒液，在灯光下泛着暗金光泽。吕克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Avant-Première”又被划掉，底下新写了一行字：

**《Les Sept d’Anvers》**

**安特卫普七君子**

——他改了数字。不再是六，是七。

李寻在桌边站定，目光扫过三人，最后落在吕克手边那张被反复修改的稿纸上。他没说话，只是伸手，将那张纸轻轻抽出来，翻转过来，背面朝上。

纸背空白处，有铅笔写的几行小字，字迹潦草却锋利：

> *1986年卡车发布会前夜，Walter在安特卫普码头抽烟，火光在风里明明灭灭。他说：我们不是来卖衣服的，我们是来宣布——这个行业的规则，该由谁写了。*

> *Ann没回他。她把一张速写撕成两半，一半烧了，一半夹进速写本。那张画里没有模特，只有七个剪影，站在一辆卡车顶上，背后是伦敦雾霭弥漫的天际线。*

> *第七个人是谁？没人记得名字。只记得他穿黑衣，没带作品，只带了一台老式徕卡。后来他在布鲁塞尔地铁站跳下去那天，相机里最后一张底片，洗出来是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后门那堵爬满常春藤的墙。*

李寻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吕克放下咖啡杯，抬眼看他：“你在想他。”

“不是想。”李寻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是在确认——我是不是也站在那辆卡车上。”

卡尔端起酒杯，晃了晃：“Rhine，你比当年那七个年轻人多一样东西。”

“什么？”

“你身后不是六个比利时人，是你自己整个亚洲。”葛晨毓接话，语气难得认真，“东京秀场后台，我亲眼看见三个日本买手围着你那件‘水墨解构’大衣争论三十七分钟，一个说那是对川久保玲的致敬，一个说那是对山本耀司的背叛，第三个直接掏出支票本——他们争的不是风格，是话语权的归属。”

李寻笑了笑，没否认。

吕克却忽然问：“你见过祁韵吗？”

李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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