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客运站还是那副老样子，候车大厅的水磨石地面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墙角几排绿色铁皮长椅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灰白的铁皮。

大厅顶上的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把每个人的影子...

袁山青没再说话，只是把书包带子往上提了提，指尖在帆布边缘摩挲了一下，指节微微泛白。她侧过脸去，目光落在教学楼外墙斑驳的红砖上——那砖缝里钻出几根枯草，在秋风里轻轻晃着，像几缕不肯倒下的倔强头发。

叶晨也没再说别的，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教室。刚坐定，上课铃就响了，物理老师抱着一摞试卷走进来，粉笔灰簌簌地从袖口抖落下来。他扫了一眼全班，目光在袁山青脸上停顿半秒，又若无其事地移开，开始讲评上周的月考卷子。

可袁山青的心思已经不在黑板上了。

她低头看着摊开的练习册，铅笔尖悬在一道力学题的空白处迟迟没有落下。那道题问的是“斜面上物体受力分析”，她明明会做，可此刻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却是老刑警说的那句话——“他手头已经完全空了，人一旦到了这一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空了。

这个词像一枚烧红的铁钉，烫得她太阳穴突突直跳。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被派出所带走那天，家里厨房灶台冷了整整三天。米缸见底，油瓶只剩一层薄薄的底油，连酱油都只剩半勺。母亲蹲在墙角翻箱倒柜找硬币，想凑够两块钱买挂面，却只摸出三枚生锈的五分钱钢镚，叮当一声掉进搪瓷盆里，滚了两圈，停在盆底裂纹的阴影里。

那时候她才十岁，攥着妹妹的手站在门口，看母亲把最后一把挂面煮进锅里，面条软塌塌地浮上来，像垂死的蛇。

后来母亲病倒了，袁勇再没回过家。再后来，他回来了，带着一身酒气和满嘴谎话，说这次肯定能发大财，说只要再赌一把就能翻身……结果呢？他赌输了，输掉了妹妹的奶粉钱，输掉了自己最后一点人样，输得连巷口修鞋的老张都不肯再借他五块钱买烟。

袁山青猛地合上练习册，纸页拍在课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前排几个同学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没抬头，只是伸手按住左胸口——那里跳得又快又重，仿佛有什么东西正顶着肋骨往外拱，要把这具瘦弱的身体撑开一道口子。

放学铃响，她收拾书包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些，把课本一本本码齐，把橡皮擦上的碎屑仔细掸掉，把铅笔削得尖尖的，然后才背起包，朝校门口走去。

叶晨没等她，也没走远，就在校门右侧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站着，双手插兜，目光落在马路对面新开的文具店橱窗上。袁山青走近时，他转过头来，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压得整整齐齐，封口用胶水粘得严丝合缝。

“拿着。”他说。

袁山青没接，只盯着那信封，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里面是什么？”

“你妈当年住院的缴费单复印件，还有她去世前签的那份自愿放弃治疗知情同意书。”叶晨语气平平，“原件在我抽屉最底下，这个是影印的。我让李大海叔托人调出来的，盖了医院公章。”

袁山青的手指一下子僵住了，指甲陷进掌心，疼得她咬住了下唇。

“为什么给我这个？”她喉头发紧，像被砂纸磨过。

“不是给你。”叶晨纠正她，“是让你知道——你妈不是病死的，是被活活拖死的。”

他顿了顿，声音没高一分，却像刀子刮过青石板：“医生写的病历写着，晚期肝癌，伴多发转移。保守治疗预后极差，但若积极干预，至少还能拖半年。可你爸把医药费拿去赌了三次，最后一次，押的是你妈的命。”

袁山青没动，也没眨眼，睫毛垂着，遮住了眼里所有光。

“第三次之后，你妈就不再喊疼了。”叶晨继续说，语速很慢，字字清晰，“她躺在病床上，每天只喝一碗米汤，手指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护士来换药的时候，她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只能用眼睛看你——看你在床边写作业，看你把妹妹抱在膝盖上喂糖水，看你偷偷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塞给妹妹，一半藏在枕头底下，说留着夜里饿了吃。”

袁山青的肩膀开始细微地抖，不是哭，是某种更沉的东西在体内崩裂、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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