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嗖嗖嗖——”

密集的金币横向飞射，深深地贯入巨大的血肉树木之中。

“yaiiiiii——”

血肉树木挣扎着裂开大嘴，发出无比凄厉而尖锐的惨叫。

单是头部的攻击就让这株巨树...

我坐在殡仪馆后巷的水泥台阶上，后背抵着冰凉的砖墙，手里攥着半包没拆封的烟。凌晨三点十七分，路灯在雾气里晕开昏黄的光圈，像一枚枚发霉的铜钱。风从太平间排气口钻出来，带着福尔马林和低温冻肉混合的腥甜味，钻进我鼻腔深处，又顺着食道往下坠，沉甸甸压在胃底。

手机屏幕亮了第七次，锁屏界面显示“林薇”两个字，下面跟着未接来电的红色数字：5。我没点接听，也没挂断，就让铃声在寂静里响到自动终止。她不知道我今天烧的是谁——或者说，她根本不知道我烧过谁。

但我知道。

今早六点整，我推着不锈钢担架车穿过三号焚化炉通道时，听见自己左耳耳膜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咔”。不是骨头错位，也不是耳鸣。是某种东西在颅骨内壁悄然裂开一道缝，像干涸河床上第一道蛛网状的龟裂。我停住车，扶住铁门框，指节泛白。担架布单下，死者左手小指第二关节处有一颗褐色小痣，位置、大小、边缘的毛细血管走向，和我母亲三十年前病历本上手绘的标记图一模一样。

我母亲死于1998年冬至，肝癌晚期，享年四十二岁。火化单编号A-73821，存档在市殡仪馆地下二层B区第14排第3格，纸质档案柜第三层右起第七个牛皮纸袋里。我亲手整理过那批九十年代末的旧档，灰蓝色封皮上用圆珠笔写着“已归档”，字迹被水渍洇开一小片淡蓝雾气。可就在今天下午三点四十一分，我调取电子系统重查A-73821号记录时，系统弹出红色警告框：“该档案未录入数据库，建议核查原始凭证。”

我去了B区。

第14排第3格空着。牛皮纸袋不在那里。我蹲在冰冷水泥地上，一格一格拉开下方两排所有编号相近的抽屉：A-73820、A-73822、A-73819……直到手指被生锈铁皮划破，血珠渗进指甲缝里，也没找到那个该死的蓝皮袋子。管理员老周叼着烟踱过来，瞥了眼我手上的血，说：“小陈啊，你妈那单子，八成当年漏录了。老档案嘛，纸都脆了，风一吹就散成渣。”他吐出一口烟圈，烟雾飘向天花板上嗡嗡作响的节能灯，“再说，人烧都烧了，骨灰盒都埋进青山陵园西坡七号墓区了，还找单子干啥？”

我没说话，只把染血的手指按在冰冷的金属抽屉沿上，直到血渍干成一道暗红痂痕。

现在，我撕开烟盒，抽出一支烟，打火机“啪”地脆响。火苗蹿起半寸高，映亮我右手虎口处一块新结的焦痂——那是昨天下午在焚化炉观察窗前烫的。当时炉膛内温度正升至850℃，玻璃内侧凝着一层薄薄水汽，我下意识伸手去擦，指尖刚触到窗面，一股灼痛就炸开在神经末梢。可怪就怪在，我明明疼得缩手，却看见自己指尖在高温玻璃上留下了一道清晰指纹印，边缘微微泛蓝，像用液态氮速冻过的痕迹。

火苗晃动，照亮我鞋尖。黑色皮鞋左侧鞋带末端，沾着一点几乎看不见的灰白色粉末。不是骨灰——骨灰细腻如面粉，遇水即溶；这点粉末颗粒粗粝，带微弱棱角，在火光下折射出珍珠母贝般的虹彩。我弯腰，用指甲小心刮下一点，捻在拇指与食指之间。它不粘皮肤，却在我指腹留下一丝极淡的苦杏仁味，转瞬即逝。

手机又震起来。这次是短信提示音。

我点开。

林薇：「陈砚，你到底在哪？你妈坟前的菊花枯了，我换了新的。花瓣上全是露水，像哭过。」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足足四十七秒。喉结上下滚动一次。然后我按下语音输入，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锈：“……你碰过墓碑？”

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巷口阴影里传来一声轻响。

不是脚步声。是金属搭扣松开的“嗒”一声，短促、清冷，像外科医生摘下手套时扯断橡胶的动静。

我猛地抬头。

巷口站着一个穿藏青色工装服的男人，胸口绣着褪色的“市环卫局”字样。他左手拎着一只灰色帆布垃圾袋，右手垂在身侧，五指自然张开，掌心朝外。路灯照见他指甲修剪得极短，每一片甲盖边缘都泛着青白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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