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玉璧城。

一座初具规模的城邑已经从峨眉台地拔地而起，静静注视着面前的汾河，注视着北方的敌人。

“喏，给你。”

李敬爱将一块红烧肉夹到了刘义真碗里。

刘义真狐疑的拿筷子...

刘义真策马出建康西门时，天光正从云隙间漏下几缕金线，斜斜劈开初冬微寒的雾气。他身后只带了八骑，皆是亲信近卫，甲胄未着全副，却将横刀悬得极低——刀鞘尾端几乎擦过马腹，仿佛随时能拔出一道寒光来。

他并未直赴洛阳，而是折向北，在曲阿县外三十里处勒缰停驻。此处有座荒废已久的陶窑，窑口坍塌半边，青砖被野藤缠得密不透风，窑顶塌陷处长出一丛枯瘦的紫竹，风过时簌簌作响，如低语，如叹息。

刘义真翻身下马，将缰绳递给随从，自己缓步走入窑中。

窑内幽暗，唯余天光自顶隙倾泻而下，在积尘的地面上投出一方斜斜的亮斑。他蹲下身，指尖拂过地面——不是探查湿痕，也不是检视灰烬，而是轻轻刮开一层浮土，露出底下压着的一方残砖。

砖面已裂，却仍可辨出刻痕：左为“永初元年”，右为“洛京工曹监造”。

那是他幼时在建康宫中见过的旧物。彼时刘裕尚在广陵练兵，他不过六岁，随谢晦入宫观礼，见太庙新铸铜钟，谢晦指着钟底铭文道：“殿下且看，此‘永初’二字，非今上所书，乃前朝遗匠所刻。彼时天下未定，南北犹分，工匠不敢署名，只敢以年号代之。”

刘义真记得自己当时仰头问：“那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谢晦沉默良久，才道：“有的死在战乱里，有的渡江北去，有的……埋骨于洛阳太学旧址之下。”

如今他亲手掘出这方砖，指腹摩挲着“洛京”二字，忽然觉得指尖发烫。

他不是第一次来此窑。三年前，他奉命督运军粮至寿阳，归途绕道曲阿，便已寻至此处。那时窑中尚存半截断碑，碑文残缺，只余“……使持节、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镇北大将军、琅琊王……”数语。他当时便知，这是王导晚年手书的界碑——王氏南渡后，曾于曲阿设屯田仓，又恐北方士族旧部潜入窥探，故立碑示警。碑阴另有一行小字，极浅，若非他用湿布反复擦拭，几不可见：“琬琰识于建康元年春。”

谢琬琰。

她竟也来过这里。

刘义真闭了闭眼，喉结微动。

原来她早知他会来。

原来她早在他尚未离京之前，便已悄然走遍建康外围每一处可能藏匿旧档、旧碑、旧图之地。她不声不响，却把所有线索都埋进泥土与断砖之间，像埋下一粒种，等他来掘。

他站起身，拍去袍袖浮尘，转身走出窑口。

日头已高，风更凛冽。他翻身上马，不再南返，调转马头，直取北道。

三日后，他抵达彭城。

彭城守将李承之亲自迎至十里亭。此人原是刘裕帐下偏将，性烈如火，曾在淮上独率三百骑冲阵，斩燕将五人而还。然自刘义真监国以来，此人却愈发沉静，说话时常顿住，似在斟字酌句，连叩拜时腰弯得也比旁人慢半拍——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刘义真入府未及饮茶，李承之便呈上一只乌木匣。

匣无锁，仅以麻绳捆缚，绳结打的是“死结”，却非为防人开启，而是为留证——谁解谁负其责。

刘义真解开绳结，掀开匣盖。

内里并无文书，只有一卷帛图，泛黄脆硬，边缘已朽成絮状。他屏息展开，手指不敢用力，只以拇指与食指夹住两端，缓缓拉开。

是《河北山川险要图》。

图非官制，笔法亦拙，显是民间舆师所绘。但细观之下，处处精准：白沟水支流七处渡口，标注“春浅可行舟，秋深须架浮桥”；巨鹿郡西侧山坳，标“可伏千人，然石质松脆，雨后易崩”；常山郡井陉关后十里古道，则注“旧有石碣，刻‘赵武灵王凿’四字，今湮没于榛莽，掘三尺可见”。

最令人心惊者，是图末一页空白处，以极细墨笔补录一行小楷：“邺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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