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费兰来到了NRA总部大楼。

他刚走出九电梯，多萝西就迎了上来：“小约翰·洛克菲勒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

费兰点了点头，推门走进办公室。

果然，小约翰已经坐在了对面的椅子...

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橄榄球场外的草坪上，七月末的热风裹着沥青蒸腾的气味扑面而来。六千七百三十二人——这个数字后来被《亚特兰大宪法报》精确统计并印在次日头版右下角——正从四面八方汇入这片被临时围起的空地。他们穿着工装裤、褪色的衬衫、沾着油污的围裙，有人把孩子扛在肩头，有人拄着拐杖，还有人推着吱呀作响的婴儿车。没有统一制服，没有横幅队列，只有几十面手绘的旗帜，在烈日下歪斜地飘着：一面画着天平，左盘堆满金币，右盘只放一枚硬币；一面写着“一美元税，一百美元赚”，字迹粗黑如炭；还有一面干脆就是张撕下来的《芝加哥论坛报》头版，上面用红笔圈出那句“NRA：新政的宠儿，财政的漏斗”，再打了个巨大的叉。

休伊·朗没坐车来。他徒步穿过人群，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领带松开两颗扣子，左手夹着没点燃的雪茄，右手不时拍一拍经过的工人肩膀。没人高喊他的名字，但每走十步，就有三五个人摘下帽子朝他点头。这不像一场政治集会，倒像镇上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只是今年的丰收，是等着从华尔街银行家口袋里抢回来的。

八点整，一辆旧皮卡被推到场地中央，车厢铺上木板，搭成简陋讲台。哈维·布罗克先跳上去，没拿扩音器，声音却异常洪亮：“朋友们！今天不是来听我讲话的——今天是来听你们自己说话的！”底下哄笑一片。他侧身让开，人群自动静了下去，像潮水退向礁石。

休伊·朗站上木板。没整理衣领，没清嗓子，也没看提词卡。他眯起眼望向远处球场铁丝网外停着的几辆黑色轿车——那是FBI监控组的座驾，车牌都换了三次，可司机换班时抽烟的手势、靠在车门边伸懒腰的弧度，早被“人民厨房”的情报员记熟了。他嘴角一扯，忽然抬手指向那边：“看见没？华盛顿派来听我们怎么说话的人。”全场哗然。有人吹口哨，有人鼓掌，更有人举起手里的《亚特兰大日报》，报纸头条正是昨夜刚发的通稿：《罗斯福政府重申支持财富再分配政策，强调税收改革为国家复苏基石》。

“他们怕什么？”休伊·朗的声音陡然拔高，像把钝刀劈开闷热空气，“怕我们真把钱分了？不！他们怕的是——我们连分钱的资格都不需要他们批准！”底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前排一个黑人老妇人猛地把手里空罐头盒砸向地面，哐当一声脆响，竟盖过了所有嘈杂。

就在这时，讲台左侧突然涌出二十多个穿灰西装的男人，胸前别着“全国制造商协会”徽章，为首者举着白纸黑字的横幅：“小企业主反对掠夺性征税”。人群瞬间骚动，几个年轻工人抄起地上半截砖头就要往前冲。休伊·朗却抬起右手，五指张开，像道闸门拦住所有动作。他盯着那群西装客，慢慢踱下木板，走到离最近那人不过三步远的地方，忽然伸手接过对方横幅一角，反手往自己左肩一搭，像披了条滑稽绶带。

“谢谢你们来。”他声音平静得令人心悸，“你们举着‘反对掠夺’的牌子，可知道去年佐治亚州小企业主平均纳税额是多少？一千四百二十三块。而摩根财团去年光资本利得税就缴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两千七百万。”

西装男脸色煞白。休伊·朗把横幅塞回他怀里，转身面对人群：“他们怕的不是征税，是怕你们算清这笔账！”话音未落，后排突然炸开一声嘶吼：“那帮人连罐头厂排污费都赖账！我老婆咳了三年！”——是本地罐头厂女工玛莎，她丈夫上周刚因工厂违规排放导致肺病去世。她冲到前排，撕开自己衬衫领口，露出锁骨下方一道暗红疤痕：“这是他们拖了十八个月才赔的医疗费！现在倒怕起税来了？”

全场死寂。连远处监控车里对讲机的电流声都清晰可闻。

休伊·朗没接话。他默默解下自己腕上那块金表——三十年代初款，表盘内刻着“巴吞鲁日市政厅赠，1932”——轻轻放在玛莎摊开的手心。“这块表，够买你家三个月煤球。”他转向西装客，“诸位代表的企业，去年在佐治亚州避税多少？够买多少块这样的表？够买多少罐头？够买多少条命？”

没人回答。西装客们后退半步，横幅垂落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九点十七分，休伊·朗回到讲台。阳光已斜射过来，在他额角镀出一道金边。他掏出雪茄，没点，只是用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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