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5日,清晨六点。

京城的天,依旧是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会压垮这座沉寂了一夜的城市。

寒风依旧凛冽,吹过空旷的街道,发出呜咽般的哨音。

蔚秀园老宅,谢建军在鸡鸣前就醒了。

他几乎一夜未合眼,脑海里反复推演着,今天上午汇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的提问,以及如何应答。

林晓芸默默地为他准备好了早餐,小米粥、馒头、一碟咸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他没有食欲,但还是强迫自己吃了下去。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需要他保持最充沛的体力,和最清醒的头脑。

芸芸和林林还在熟睡。谢建军在孩子们的房门口站了片刻,轻轻替他们掖了掖被角,然后转身,穿上那套洗得有些发白,但熨烫得笔挺的中山装。

这身衣服,是他特意选的,代表着庄重、朴实,也代表着一种属于这个时代企业家的、特有的精神气质。

他没有系领带,只在左胸口袋上,别了一支黑色的钢笔。

“晓芸,我走了。”他拿起那个装有所有汇报材料的、毫不起眼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对妻子说。

林晓芸走上前,替他理了理衣领,目光温柔而坚定:“建军,别紧张。

你是去讲道理,是去汇报咱们自己干出来的、利国利民的好东西。

咱们行得正,坐得直,没什么好怕的。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

“嗯。”谢建军用力握了握妻子的手,没再多说,转身推开了院门。

老吴的车已经等在胡同口。车上,老刘也到了,同样穿着朴素,神情凝重。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那份破釜沉舟的决绝。

车子启动,碾过结冰的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缓缓驶向那个昨晚才告知的,位于西城某个幽静胡同深处的地址。

地址本身没有任何特殊标识,只有一个门牌号,但老吴按照指示,很顺利地找到了地方。

一座青砖灰瓦、毫不起眼,但透着一种庄严肃穆气息的四合院。门口没有哨兵,只有一个穿着深蓝色棉袄、面容平和的中年人站在那里,似乎在等人。

“是谢建军同志吗?”中年人迎上来,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

“是我。这位是刘振华同志,我们公司的副总会计师,负责一些具体情况的补充说明。”谢建军介绍道。

“首长在等你们。请跟我来。”中年人没有多问,只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便转身推开那扇厚重的、漆色斑驳的木门。

院内,是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格局,天井里种着几棵掉光了叶子的老槐树,树下积雪清扫得干干净净。

院子静悄悄的,只有屋檐下挂着的冰溜子,在晨光中闪着微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书卷气,和岁月沉淀感的宁静气息。

中年人将他们引到正房。房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温暖的灯光。他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请进。”

谢建军深吸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老刘紧随其后。

屋内陈设极为简朴,甚至有些陈旧。靠窗是一张宽大的,堆满了书籍和文件的旧书桌,桌后坐着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穿着普通灰色中山装的老人,正是昨晚电话里的那位声音。

他看起来大约七十岁上下,面容清癯,目光平和,但偶尔抬起眼睑时,那双深邃的眼睛里,会闪过一种洞悉世事的锐利。

老人没有起身,只是摘下了老花镜,指了指书桌对面的两张旧式木椅:“坐吧,小谢同志,小刘同志。路上冷,喝口热水。

说着,他拿起书桌上的暖水瓶,亲自给两人面前,早已摆好的白瓷杯里续上了水。

“谢谢首长!”谢建军和老刘连忙微微躬身,在椅子上端正地坐下,只坐了半个屁股,腰背挺得笔直。

“东西带来了?”老人开门见山,语气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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