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一行小字写着“永生食品公司”，而涂改者划掉“永生”，添了“永生·1989”。

他截下这张图，存进一个命名为“未用废片”的文件夹。

下午三点，央视打来电话，通知他《燕京人在纽约》定档日期——大年初一晚八点，一套。制片主任压低声音说：“台领导特批的，不插播广告，纯播剧。但有个条件……”

伍六一：“您说。”

“开播前，得录一段三十秒的主持人串场词。不是念稿，是您本人对着镜头说几句。内容我们拟好了，核心就一句：‘这不是一部关于纽约的剧，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和还没走完的路。’”

伍六一沉默片刻，问：“必须说？”

“必须。这是播出协议附件第三条。”

他答应了。

当晚，他独自驱车去长岛海边。租了一台老式摄像机，架在礁石上。海风咸涩，镜头微微晃动。他没穿西装，只套了件粗线毛衣，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盯着取景框，等潮水第三次漫过脚背，才开口：

“大家好，我是伍六一。这部剧拍了三百二十七天，走了四万六千公里，用了三千二百卷胶片，删掉了七百八十二场戏。最后留下的，不是纽约的楼，不是华尔街的钟，不是自由女神的火炬——”

他顿了顿，海浪在身后轰然碎裂。

“是燕京南城胡同口那棵歪脖子枣树。是陶惠敏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衫。是何赛菲藏在铅笔盒底下的半块奶糖。是我们所有人，明明攥着一张单程票，却总在行李箱夹层里偷偷塞进半包家乡的茶叶。”

镜头外，一只海鸥掠过，翅膀遮住了半边夕阳。

他关掉摄像机，把内存卡抠出来，放进贴身口袋。回去的路上，收音机里正放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他跟着哼了两句，突然一脚刹车停在路边。车灯照亮前方一棵孤零零的枫树，枝头挂着一串没摘完的红灯笼，在风里轻轻碰响。

他下车，仰头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拨通陶惠敏的号码。

“喂？”她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软糯。

“惠敏，”他说，“我想把《燕京人在纽约》的海外发行权，全给你。”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接着传来一声轻笑：“你疯啦？那可是回声出版社的命脉。”

“命脉不是钱，”伍六一望着灯笼，“是选择权。你和赛菲，得有自己的‘选片会’。不是等别人挑剩的，是你们先挑，挑完了，剩下的再给别人。”

陶惠敏没立刻答，只听见背景里何赛菲在喊：“谁啊？是不是八一哥？快让我接！”

然后是窸窣的抢话筒声，混着笑声。

伍六一没挂，就听着那头闹哄哄的动静。直到陶惠敏重新接过听筒，声音轻下来：“六一哥，你知道吗？昨天赛菲翻出你十年前写的日记本，里面有一篇叫《关于幸福的三种计算方式》。第一条写着：‘幸福=陶惠敏早餐摊上的豆浆温度+何赛菲数学考卷上的红勾数量+伍六一今天没熬夜的小时数。’第二条……”

“别念了。”他打断她，声音有点哑。

“第三条我记住了。”她停顿一下，“‘真正的幸福，是当三个人站在同一扇窗前，看见的不是同一个世界，却愿意把各自的窗户，慢慢拼成一整面墙。’”

伍六一抬手抹了把脸，才发现自己眼角有点湿。

他没说话，只是把车窗摇到底。海风灌进来，带着咸腥与凉意，吹散了所有没出口的话。

回到公寓已是凌晨。他打开邮箱，收到一封来自燕京台技术科的邮件，附件是一份《炉火正红》样片截图。郑小龙亲自手写批注：“八一兄鉴：此剧开拍即爆，试映反响热烈。群众来信堆满办公室，皆言‘久违的正气’‘看得热泪盈眶’。诚盼兄拨冗观之，提宝贵意见。”

伍六一没点开图片。他点开回复框，敲下两行字：

“恭喜。祝收视长虹。

另：燕京台若有意引进新技术，我可推荐一家德国公司，专做数字胶转磁设备。报价公道，服务周到。”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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