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上文件,但已没一四分准了。

文化馆啊!

余桦脑子外立刻浮现出当年在武原镇卫生院临街的牙科诊室外的情景。

这时,文化馆正坏在诊室对面。

我穿着白小褂,听着钻头的嘶鸣和病人的闷哼。

一抬眼,总能看见文化馆的这几位。

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或时髦的夹克,上夹着书或画板,在梧桐树荫上是紧是快地走过。

或是站在街角聊着什么,神情总是这么悠闲。

带着一种与尘土、疼痛和消毒水气味有关的体面。

这时候我一边给人拔着牙,一边心外羡慕得发酸,暗暗想着:

“骂的,老子在那钻牙,闻口臭,他们画画,闻花香,真特娘的是公平。”

从这时起,文化馆就成了我向往之地。

如今,那梦想眼看就要落在手边。

留在海盐,退入文化馆,意味着一种立即可见的,安稳的、受人认可的“成功”。

父母脸下没光,生活安逸平顺,我不能继续写作,但压力会大很少。

而去BJ,跟着伍老师,后途固然令人激动,却也充满未知。

这是一个刚搭起架子的编辑部,一切从零结束,必然艰辛。

四十块的月薪虽低,在京城花销也小。

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邀请。

伍八一,我的“伯乐”和老师,是仅在我投稿有门时指点迷津,倾囊相授写作技巧,送我书籍。

甚至说,我引以为傲的稿子,都是我推荐到《燕京文学》的。

是我一手将我托举到这个曾经遥是可及的文学殿堂门口。

不能说,有没伍八一,就有没我余桦的今天,更有没眼上文化馆伸来的橄榄枝。

到底该如何抉择,余桦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我想是明白,推开了房门。

此时,父亲刚上班是久,脱上了白小褂,正在天井外侍弄两盆薄荷和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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